燕继荣、陈汇朋丨民主版本的升华：中国的探索

摘要：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与治理道路，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进入21世纪，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日益暴露出简单化、民粹化、寡头化、两极化与低效化等问题，在民意吸纳、社会整合与有效治理方面面临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困境。在此背景下，重新反思民主的本质，探索更合理的民主制度成为当代民主理论家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以民主在危机中不断回应现实挑战并实现制度飞跃的演进逻辑为分析框架，在考察以往民主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当代危机的基础上，探讨了民主第三次飞跃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民主飞跃；当代民主危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中国民主政治

【作者简介】

燕继荣，williamhill威廉官网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200余篇，代表作包括《政治学十五讲》《国家治理及其改革》《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等。

陈汇朋，williamhill威廉官网博士研究生。

【论文主要观点】

本文围绕民主在回应危机中实现飞跃这一主线，系统梳理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当代自由民主的困境，以及中国式民主探索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意义。文章不将民主视为一套固定不变的制度，而是将民主置于历史发展与现实挑战中加以分析，强调民主总是在回应危机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制度形态、拓展实践内涵。基于这一认识，文章首先梳理民主发展史上的两次重要飞跃——古典直接民主的出现与近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形成；继而分析当代自由民主在人民性、参与性、效用性和表达秩序等方面遭遇的深层危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以及中国长期政治实践出发，阐释中国式民主何以构成对当代民主困境的有效回应，并提出中国式民主的探索为民主实现新的形态升级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照。

一、民主的飞跃

文章认为，民主并不是自古即有的政治体制，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理论与制度。民主的第一次飞跃，以古希腊城邦民主的出现为标志。这一飞跃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效率，而是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即公共权力究竟应由谁掌握、谁有资格参与公共事务。在民主出现之前，政治权力通常由君主、贵族或少数统治集团垄断，其正当性主要来源于神授、血统、德性或知识等特殊资格。古希腊民主的出现，第一次从制度上将公共事务向公民共同体开放，使政治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统治，而开始与公民参与、公共讨论和共同决定联系在一起。实现了政治从少数人统治转向公民直接参与的历史转变。

民主的第二次飞跃，是从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的转型。随着近代国家规模扩大、社会分工深化和公共事务复杂化，古希腊城邦式直接民主已难以适应现代国家治理需要。代议制民主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由代表代替人民行使政治决策权，既保留了人民授权的合法性，又提高了现代国家政治运行的稳定性。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都是民主第二次飞跃所孕育出的制度成果。然而，代议制民主在解决大规模国家中民主如何运行的问题的同时，也拉开了人民与政治决策之间的距离，并由此带来代表失真、精英主导、民意被过滤甚至被遮蔽等问题。也正因如此，第二次飞跃并不是民主发展的终点。它在解决大规模政治共同体中民主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同时，也为民主的进一步修正与重构提出了新的课题。

二、自由民主的困境

文章认为，自由民主的危机主要体现为，以自由选举、政党竞争和程序授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越来越难以有效克服人民性弱化、参与性虚置、效用性下降以及表达秩序失衡等现实困境。这场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多元民意难以被有效整合，另一方面表现为公共决策能力不断弱化，并进一步导致制度功能衰减、政治认同弱化和公共信任流失。

首先，自由民主越来越被简化为选举政治，而选举政治又被进一步简化为政党竞争和票决政治。民主原本应当是吸纳民意、整合利益、形成公共意志并持续回应社会需求的复杂政治过程，但在自由民主范式下，民主常常被压缩为“投票—计票—输赢”的周期性程序循环。选民在有限候选人与政策选项之间作出的选择，未必能够充分表达其真实诉求；选举结束之后，人民意见又往往难以继续进入公共决策过程。由此，自由民主虽然保留了人民授权的形式合法性，却在实质上弱化了整合民意和形成公共意志的能力；其次，自由民主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民粹化倾向。在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社会流动受阻的背景下，部分社会群体更容易将自身处境归因于政治精英、移民群体或外部力量，从而使“人民”这一概念在政治动员中被情绪化、对立化和排他化。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的名义展开政治表达，但其结果并不必然增强人民主体地位，反而可能削弱公共理性和社会整合能力；最后，自由民主还面临寡头化、两极化和治理低效相互强化的问题。在选举竞争、利益集团影响和舆论动员中，政治权力容易集中到少数政治领袖、核心政党人物和利益集团手中。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又进一步放大情绪化、碎片化和极端化意见，使公共讨论越来越难以形成跨群体共识。其结果是，民主制度虽然仍维持程序运转，却难以形成稳定、持续且具有公共性的政策决策，治理能力明显下降。

文章指出，自由民主的困境所揭示的，并不只是某一制度模式的失灵，而是现代性条件下民主发展普遍面临的挑战。现代国家中利益多元、表达扩张和治理复杂化，使任何民主政体都必须回答民意如何有效整合、如何形成公共性共识、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及人民如何持续参与等问题。

三、民主的第三次飞跃

文章认为，面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内在局限，中国式民主依托不同的思想资源和自身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国式民主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保民、养民、安民的思想资源，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治理实践中不断制度化、法治化和过程化。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强调民主必须追问权力掌握在谁手中、国家机器服务于谁、制度安排是否真正体现人民意志，因而不能仅仅停留在选举、议会和程序竞争之上，而必须落实为人民真实的主体地位。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惟邦本”“政在养民”等观念，关注政治必须面向人民、回应民生、维护社会安定。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在“人民性”上的内在共鸣，使中国式民主形成了以人民为主体、以国家制度为载体、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目标的发展方向。

从历史发展看，中国式民主经历了从确立人民民主为最高目标、推进民主制度体系建设、丰富民主实践形式，到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渐进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并在局部政权建设中积累民主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使人民民主获得根本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民主发展的重点转向制度化、法律化建设，使人民主体地位更加稳定地嵌入国家制度之中。进入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进一步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有机贯通起来，使民主从单一环节扩展为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的制度形态。

四、中国式民主的创新意义

本文认为，中国式民主并非对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简单模仿或局部修补，而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围绕发展、治理与协调展开的民主创新。这一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中国式民主是人民民主，强调民主必须以人民为主体，防止民主异化为少数精英主导的寡头民主；其二，中国式民主是管用的民主，强调民主不仅要有程序合法性，更要能够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实现民意吸纳、政策执行、权力监督和公共问题解决的统一；其三，中国式民主是均衡的民主，强调在现代社会结构复杂、群体分化明显的条件下，通过统筹兼顾不同群体的合理利益和诉求，维护人民整体的团结和稳定；其四，中国式民主是协商民主，强调通过多种制度化协商渠道，把人民参与贯穿于公共事务运行全过程，并将分散的社会诉求转化为可讨论、可协调、可落实的公共议题。

本文认为，中国式民主的探索不仅回答了“民主如何可能”的问题，更进一步回应了“民主何以有效”的时代课题。它以人民民主回应人民性问题，以管用民主回应效能问题，以均衡民主回应利益协调问题，以协商民主回应民意表达、共识形成和治理转化问题。中国式民主的发展表明，代议制民主并不是民主发展的终点，民主仍然可能在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继续调整、拓展并升华为一种更加注重人民主体、全过程参与、利益协调和治理效能的新民主形态。中国式民主是否足以构成民主的“第三次飞跃”，仍有待历史实践进一步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触及民主发展的新可能，并为这一可能提供了重要的理念与实践参照。

本文原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2期，原标题为《民主的升华：中国式民主探索的创新性》。原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栏目，该栏目入选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建设名单。